在同侪中，奥伊斯特拉赫很受欢迎，声誉极好，因为他没有在同侪中瞧不起别人的坏习惯。他从来没有说过别人的错，对一些前辈的师父也非常尊敬。他曾说过：“大约在20年代末，我第一次听到克莱斯勒的唱片。这些唱片让我对小提琴艺术大开眼界，让我对这位伟大音乐家的演奏技巧产生了深深的喜爱。”伊斯特拉赫给我看了克莱斯勒署名的贝多芬协奏曲的华彩乐谱，言语中流露出对这位大师的崇拜。这张乐谱是他三年前第一次访问美国时收到的，但它非常旧，很可能是克莱斯勒本人使用过的。如果属实，那就更珍贵了。

在上海期间，奥伊斯特拉赫来到上海音乐学院演出、参加大师班、举办研讨会，与师生们度过了一整天的时光。我手里还保存着一张当时在音乐学院接待室拍的珍贵的纪念照片。

前排左起：丁善德、何绿亭、奥伊斯特拉赫、杨波尔斯基、陈友新、吴乐毅；

后排左起：谭淑珍、范继森、朱亚庆、卢洪恩、张彦、王仁义、李明强、朱启东、郑彦义，作者在右

当天，上海乐坛名人、精英齐聚一堂，其乐融融。奥伊斯特拉赫侃侃而谈，列举了一些他崇拜的当代小提琴大师。但令人不解的是，他怎么没有提到克莱斯勒呢？坐在旁边的谭淑珍副院长让我问他这个问题。

奥伊斯特拉赫严肃地说：“克莱斯勒不是人——他指着天花板——他是神。”奥伊斯特拉赫随后说道：“我在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出结束时，克莱斯勒首先站起来鼓掌，后来他把他写的贝多芬协奏曲的华彩乐段给了我。我从美国带回来的最珍贵的东西不是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价值数十万美元，但价值数十万美元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却给了我乐谱。”

敖适、谭淑珍（小提琴家、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左二）、张彦（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右二）与作者

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我迫不及待地想提前添加一些信息。 1974 年 10 月奥伊斯特拉赫去世后，他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被捐赠给莫斯科格林卡州立中央音乐文化博物馆收藏。然而，这架钢琴于1996年被窃贼偷走，并于2001年被追回。

打开你的心扉，说出你的真实感受

1957年，中央音乐学院仍设在天津。虽然奥伊斯特拉赫没有安排在这座北方著名城市演出，但他专程前往中央音乐学院参观，与那里的师生见面。与他们见面并为他们表演。这个激动人心的重大消息，让音乐学院的所有人都震惊了，掀起了一阵喜悦的高潮。老敖等人也被热烈的欢迎气氛所感染。你看，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一个微型电影摄影机，热情地捕捉着镜头中的每一个感人的场景，永远铭记在心。

俗话说，没有自己的事业，千万不要做三件事。奥伊斯特拉赫也是如此。他一坐到客厅，就表示想了解中国小提琴教学的现状。我立即邀请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教研室主任韩力会见，向他介绍学院小提琴专业的师资队伍、学生的资质和水平、教学情况等。使用的材料（包括必修的中文作品）。韩老师接着说，近年来，有两位苏联小提琴老师作为中国政府聘请的专家来我们学院任教，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他们是来自莫斯科格涅辛学院的米奇昌斯基和来自利沃夫音乐学院的马卡连科。这时我插嘴说道：“大卫·费奥多罗维奇，我想告诉你，不久前回国不久的米希昌斯基的童年小提琴老师，就是来自敖德萨的故事家。季教授，毕竟他是你的小同学！”奥伊斯特拉赫对他听到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

他精神很好，听得很认真，不时会心一笑。可惜时间太短，我们没能畅所欲言，更谈不上充分的交谈。

奥伊斯特拉赫在中央音乐学院的独奏会是他在天津唯一的演出，演奏曲目包括弗兰克的奏鸣曲和齐曼诺夫斯基的《水仙》。音乐，这些作品在其他城市的音乐会上还没有接触过。在演奏布鲁赫的协奏曲时发生了一个小事故。演奏到一半时突然一根弦断了。他不得不回到后台，放下斯特拉迪瓦里，换上瓜内里，然后重新开始演奏。该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观众非常投入，热情不断高涨。要知道观众们都是专业的音乐圈内人士，他们早就对奥伊斯特拉赫充满了喜爱和尊重。今天，我有幸亲自聆听了如此令人耳目一新的钢琴艺术，真是我想要的！

奥伊斯特拉赫深情地说：“你们的热情招待令人难忘，我从心底里感谢你们！我很想再次来到中国，和我的儿子伊戈尔一起来。他会踢球，我会教书。”多么美好的愿望啊。和想法！在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师生面前，这位伟大的小提琴家、教育家敞开心扉，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

我对于党政领导的到场也抱有正常的态度。

我不清楚奥伊斯特拉赫是否关心政治。但他随身携带的行李中确实带了一本《新时代》，这是苏联权威的政治杂志。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但也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不过，他似乎对采访首席部长等官方活动兴趣不大。

访华期间，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使馆举行盛大招待会，邀请毛泽东主席等多位中央领导人前来欣赏奥伊斯特拉赫的演出。这是毛主席唯一一次出席外国使馆的招待会，当局给予奥罗宾多特殊的特殊待遇。但事后并没有看到老敖以极大的热情描述这次招待会的盛况。相反，他对我和陪同他的另一位张岩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招待会感到很不高兴。他认为这是苏联大使馆的问题。其实他并不知道，像我们这样被谩骂为“臭老人”的人，如果没有特别严格的审查，是不能参加中央领导的活动的。奥伊斯特拉赫在北京的一场音乐会结束后，陈毅元帅来到后台。跟他一起来的便衣很快就将我们分开，我无法进行翻译工作。这种到处乱设防的观念实在是太可笑了！

另一场音乐会结束后，与陈毅党政地位相似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来到后台。由于我正在祝贺奥伊斯特拉赫演出成功，而他兴奋地拉着我的手，警卫又不方便强行将他分开，我就通过翻译听到李富春向奥伊斯特拉赫表示祝贺。拉格说他当晚最喜欢的是《月光男孩》。我当时就想，李副总理很懂得欣赏德彪西。毕竟他年轻时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过。

沿着前门外大街漫步

奥伊斯特拉赫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没有任何高不可攀或者霸道的架子。我们拿着从小摊买来的烤栗子，漫步在前门外的街上，边吃边走，边聊天。

我们逛着逛着，无意中来到了王府井的国际书店。老奥地利看到了一张他演奏过的苏联出版的唱片——正反两面分别是尼古拉·拉科夫（Nikolai Rakov，1908-1990）的《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1951）以及改编自普罗科菲耶夫的芭蕾舞剧。舞剧《灰姑娘》的五首选曲。他表示，他并不知道这张唱片已经发行。他只记得他曾与作曲家本人合作过一次广播节目。此后，他再也没有公开表演或录制过这首曲子。奥伊斯特拉赫买了两张从未正式录制过的“盗版”唱片，一张给他自己，另一张签名后送给了我。

老敖与作者在前门外街头合影

钢琴家扬波尔斯基与笔者合影

老敖和钢琴家扬博斯基录制的《魔鬼颤音》无论怎么弹奏都极其精彩。

顺便说一下，俄罗斯作曲家拉科夫的这部奏鸣曲是一部充满浪漫激情和真挚抒情的作品，我非常喜欢。但老敖送给我的这份珍贵礼物却不幸在文革的混乱中丢失了。 2017年，在小提琴家宁峰举办的纪念奥斯曼尼访华60周年音乐会上，我向宁峰讲述了这张唱片的故事。因为我知道他是鸵鸟表演唱片（尤其是黑胶唱片）的狂热收藏家，所以我问他收藏中是否有这张唱片。他回答说没有，但我没想到会这样。就在几天后，宁峰告诉我，他给欧洲几个国家的二手唱片店发了邮件，想要查寻旧的奥地利拉科夫奏鸣曲唱片，但一无所获。我实际上是在俄罗斯找到的。包裹已经在路上了，但他还没有收到。

奥伊斯特拉赫在中国演出的几场音乐会后来被一家中国唱片公司出版为一套八张十英寸黑胶慢速唱片。但由于某种原因，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和马思聪的回旋曲没有被收录（至于弗兰克的奏鸣曲和西曼诺夫斯基的《水仙》没有被收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不属于保留曲目）。此外，出版这套记录并未征求奥伊斯特拉赫的同意。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套记录。

中国唱片上海出版：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在中国。

可见，我国与苏联类似，不太关心艺术家的创作产权。但我必须公平地说：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做了一些值得高度赞扬的事情。 2016年，他们利用现代技术的最新成果对Oshi的八张黑胶唱片中包含的音乐进行了处理。发行了一套五张高品质激光光盘。当然，此举可以说是为纪念奥西里斯访华60周年锦上添花。

中国唱片上海出版：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在中国。

不过，还是有遗憾的：新版激光唱片中仍然缺少老柴的协奏曲和老马的回旋曲。而我又多么热切地希望新版本能够改正旧版本的不足，尽力呈现奥罗宾多访华的全貌。于是，我冒昧地联系了当时负责直播的机构，让他们去他们的仓库仔细搜查。如果我能找到那两盘早已消失的母带，那将是一件大功德，一件大幸事！但不幸的是，他们得到的回应却是如此悲痛：他们库存中所有与苏联有关的音乐资料，在文革期间都被贴上了“苏修”的标签，被扔进焚化炉，化为灰烬。

真诚的伎俩

从国际书店出来，我们又走进了一家百货商店。老敖想给儿子伊戈尔买一顶貂皮帽作为礼物，也给自己买了一顶。然后他说他想买一条羊毛围巾，让我帮他选一个好颜色。我给他选了深草绿色的，觉得很大方。他说太好了，立刻付了钱，然后把围巾拿到我面前说，这是给你的。没想到他竟然会用出这样的“招数”！说实话，我并没有受宠若惊，但他待人的真诚让我深深感动。这时，钢琴家扬波尔斯基也带来了他刚买的一双皮手套，轻声对我说：“我把这个给你了。”啊，原来他们是提前商量好的，有一个“预谋”。是的！我实在是措手不及，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老敖和儿子伊戈尔合作过很多唱片，都是杰作。

飞行的快乐与痛苦

20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好像还没有国内民航，我们一般都是坐火车出行。但当我们从上海回到北京时，因为时间赶，所以被允许坐飞机。然而，这并不是当今常见的喷气式客机，而是螺旋桨飞机。我想应该是小型运输机。里面没有座位，只有靠窗的一排长凳，就像电影中运载伞兵的机舱设备一样。船上只有我们几个乘客。没有所谓的空姐，只有一名男性工作人员。当然，除了一杯白开水外，不会提供任何食物。出于好奇，奥伊斯特拉赫走进了出租车，我也跟着走进了出租车。只有两名飞行员。我们看着他们如何操作，他们也和我们聊天。于是我得知飞行高度只有3000米。难怪地面上的景色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后来飞北京，飞机低空盘旋降落在南苑机场时，颐和园的景色就像搭积木一样映入眼帘。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们在驾驶室里呆了一会儿，司机礼貌地对我们说：“这里禁止外人进入，请到驾驶室去吧。”

这次飞行持续了大约五个小时，比今天的波音飞机慢了一倍多。这显然很辛苦，但也很有趣，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在飞机上除了闭目打瞌睡之外，当然还要善于享受。有时我们只是讲笑话来消磨时间。

下面我将讲述一次我在这次航行中从奥伊斯特拉赫那里听到的一个笑话，不仅因为它很有趣，而且还因为它与我稍后将讲述的一个有趣的事件有某种联系。

奥伊斯特拉赫说：我们把这个笑话称为“可笑的误解”吧：儿童音乐学校的教室。

老师问学生：“再见贾，《叶甫盖尼·奥涅金》是谁写的？”

贝嘉站起来，怯怯地回答：“不是我写的。”显然他误以为老师是想查出谁写了不雅内容或者谁在墙上乱涂乱画。老师很震惊，音乐系的学生竟然不知道柴可夫斯基最著名的歌剧！这实在是太不合理了！放学后，别家的父亲被邀请到学校演讲。

老师对他说：“同志，你儿子学习不好！今天我问他《叶甫盖尼·奥涅金》是谁写的？他居然回答说不是他写的！你说实话吗？”听到老师的抱怨后，父亲真诚地说：“老师，我儿子一向诚实，如果他说不是他写的，那肯定不是他。”老师很震惊，跑去告诉校长。最后，他愤怒地说：“这个家长太没文化了！”校长安慰他说：“算了！别生气！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只是不承认自己做过的事，父母还护着自己的缺点，你有什么办法吗？”这时，另一位老师急忙打断道：“那就开导一下这孩子，保证下次不再写了！”

困惑的文化辅导员

奥伊斯特拉赫要回国了，出发当天的早餐也算是告别。除了文化部副部长、著名剧作家夏衍之外，还有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苏。这个苏参赞真是一头俄罗斯熊，粗壮有力。用餐时，奥伊斯特拉赫颇为遗憾地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来中国，和伊戈尔一起来，他踢球，我教球。”

他在中央音乐学院也说过同样的话，可见他所表达的愿望是非常认真和真诚的。坐在桌子另一头的苏辅导员惊讶地问道：“你还能教书吗？”谁不知道奥伊斯特拉赫是苏联的顶尖教授，也是苏联小提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已经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了23年，在他的指导下培养了无数优秀的小提琴家。他班上也有很多外国学生是为了他的名气而来到这里的。但苏联文化专员是唯一一无所知的人。奥伊斯特拉赫无奈地回答：“是的，我也教书。”然后他悄悄地对我说：“他虽然这么大，脑袋却是空的。”这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吗？何止是可笑的“误会”呢？

眼看他们就要登机了，苏参赞却在最不合时宜的时间和地点向他们报告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十天前你们飞往北京时乘坐的图104客机不幸坠毁了。”第二天，苏联在回程途中，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我不禁想起那天我开车去南苑机场接飞机的情景。在去那里的路上。天空乌云密布，天色骤然暗了下来，狂风呼啸，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倾盆而下。此时，奥伊斯特拉赫和同伴乘坐的飞机已经在天空中盘旋，但由于天气原因，无法降落。至于我们的车，雨太大了，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完全失效了。司机认不清路，只好把车停在路边焦急地等待。这场猛烈的风暴让我心惊胆战，却没想到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第二天就发生了悲惨的空难，飞机坠毁，所有人遇难。不难想象，苏参赞的无知话语，会在即将再次登上图104的两位旅客心中激起怎样的波澜。

永远不会忘记的友谊

大约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封令所有人羡慕的电子邮件。这是一张8英寸×6英寸的大照片和一封来自奥伊斯特拉赫的4页信。照片上有他亲切的题词。关于奥伊斯特拉赫给我的信，请您自行阅读以下该信的中文译文。从老挝奥伊斯特拉赫生动、亲切的话语中，你会学到很多有趣的内容，得到更多美好的感受。

奥伊斯特拉赫给作者的第一封信的中文翻译：

莫斯科，1957 年 11 月 23 日

尊敬的毛玉宽：

我很高兴收到您友好而热情的来信，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次中国之行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将成为我一生中最强烈、最有趣的印象之一。更惊喜的是与观众见面，与来自天津、上海的热情学生相聚，参观了许多有趣的名胜古迹，学习了中国戏曲的精彩技艺，与音乐家同行和音乐老师进行了真诚的会面，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与中国。交响乐团与指挥家同台演出，时间如此短暂，但印象却如此之多，我似乎还在这段非凡的旅程中徘徊。

我很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给予我如此细心的照顾和照顾。你告诉我很多关于你美好的国家和人民的有趣的事情。再次感谢您所做的一切。

从北京起飞的TU-104客机专门为我们降落在新西伯利亚，使我们能够在10月25日、26日和27日在那里演出三场演出。自从1933年以来，我就没有在这个城市举办过音乐会，这次与观众非常热情。 28号早上我们就回到家了。这个月在莫斯科也压力很大。我举办了一系列演奏各种曲目的音乐会，并给学生们上了很多课。他们还有很多表演……明天我和伊戈尔将在室内乐团表演。那天晚上我们要分道扬镳，我飞往波兰，伊戈尔去了乌克兰。 17日、29日我将在罗兹和华沙举办音乐会，30日起我将前往波兹南担任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的评委。参赛者有3位来自苏联，其中一位是我的女学生。除了她之外，我还派了一位土耳其姑娘来参赛。她特意来莫斯科，让我为她做赛前的准备。你看，生活是如此充实，以至于溢出来。不幸的是，没有时间休息。要知道，您应该关心自己健康的年龄即将到来。我的问题继续困扰着我。不幸的是，中医给我带回来的药似乎不起作用，所以我不得不尝试别的方法。

亲爱的毛玉宽，我把我答应你的照片寄给你，并附上我对你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也请向我亲爱的张燕、李德伦以及许多亲爱的朋友们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谨致诚挚的问候。我每天都想着你们，祝你们生活幸福，工作顺利，幸福快乐！我向在天津工作的苏联朋友们致以问候。此致， 大卫·费奥多罗维奇

奥伊斯特拉赫在北京颐和园美丽的昆明湖上冥想

由于我翻译出版了他的两部作品——一篇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文章和为他五十岁生日写的《我的路》，他收到了这两本中文出版物。然后他于 1958 年 10 月给我写了第二封信。

请阅读斯特拉赫给作者的第二封信的中文译文：

莫斯科，1958 年 10 月 16 日

尊敬的毛玉宽：

我从心底里感谢你没有忘记我，还时常给我写信。此外，我还要感谢你们祝贺我 50 岁生日并送我一份可爱的礼物。我也很感动，您认为有必要翻译我关于肖斯塔科维奇协奏曲的文章。和你一起在中国的旅行总是勾起我记忆中最温暖、最明亮的回忆。所有的印象都是难忘的，有很多很棒的人，我可以诚实地称他们为永远的朋友。幸运的是，我在中国拍的电影都非常好。每当我有一个难得的空闲夜晚时，我都会从我拍摄的电影中欣赏中国美丽的自然风光、优秀的古建筑和绘画艺术。我知道我看到的只是半只爪子，希望下次能看到更多。

不久前，我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去了比利时、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暑假短暂休息后，他前往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演出，并担任埃内斯库国际钢琴和小提琴比赛的评委。我很高兴最近在一些国际比赛中为中国伟大的年轻音乐家们鼓掌。他们的艺术和表演赢得了普遍的青睐。 10月11日和14日我在莫斯科举办了两场生日音乐会。我与乐团一起演奏了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莫扎特、西贝柳斯和肖斯塔科维奇的协奏曲。三天后我将前往巴黎举办一系列音乐会。不管怎样，我像往常一样有很多工作，很多学生，还有很多音乐会。亲爱的，给我写一些关于你自己的事情，你的生活怎么样，你的工作怎么样，华语乐坛发生了什么新闻。紧紧拥抱你，请转达我对所有朋友和熟人的亲切问候。

此致， 大卫·费奥多罗维奇

这两封信让我心情复杂，激动不已。回想起来，我确实陪他到北京中医研究院求医。看来中医对他没有什么作用。幸运的是，这次我没有大碍就医。我对他的健康状况深感担忧，因为他早就知道自己患有心脏病，但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的健康。据记载，20世纪70年代初，他为了健康，拒绝了医生停止演出的建议。他道：“这样延长他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了献身于艺术，他确实是不顾一切、甘愿赴死。他给我的信中透露的工作安排是如此紧张，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就像见证了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如何将自己的整个身体和灵魂与他所热爱的音乐融为一体，并将其升华为一种无私的状态；未来，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是多么的节奏和强度啊！

奥罗宾多写给作者的两封信的俄文笔迹的一部分。

不久之后，他又给我寄了一张贺年片；

卡片上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毛玉宽，我向您致以最美好的新年祝福！

此致，大卫·费奥多罗维奇。 ”

我之所以觉得这张小贺卡很珍贵，是因为它蕴含着一种极其难得的真诚，没有任何杂质。试想一下，像他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艺术家，一定有多少有钱有势的人认识他。但我不相信他会一张一张地给他们写贺年片。就算他有空闲时间（要知道他没有秘书替他处理各种杂事，一切都是他自己做），他也未必忍心这样做。但他没有忘记向我的新朋友热情地打招呼，我的新朋友比他小20多岁，是一位极其普通的音乐家；他珍视的是我们纯粹的友谊——基于相似的审美、品味和共同的语言。宝贵的友谊。

奥伊斯特拉赫在信中让我介绍一下我自己：“生活怎么样？工作怎么样？中国乐坛有什么新闻吗？”但我能告诉他什么呢？要知道，不久之后，中国对苏修展开了压倒性的斗争，昨天的老大哥突然变成了死敌。与苏联专家有工作关系的人或者过去受邀来华的其他人也受到批评不已。数以万计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无党人士聚集在北京，被封存在西郊曾经接待过苏联专家的“友谊宾馆”里。严格禁止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包括信件和电话。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和单位党政领导）都必须严格保密。当时正值所谓三年荒时期，虽然我们处于饥饿状态，但处于高压状态。气氛大家还是要进行不必要的检查和解释，“面对面”、“背靠背”互相揭发，大大小小的会议进行批评和斗争，这已经够几个月了。与苏联人有任何进一步的接触，违规者竟然想办法给苏联的朋友寄贺年片，可惜被当局截获。 ——叫学习组，我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没几天我就被立刻解除了组长的职务，但这无理的灾难让我和奥伊斯特拉赫的沟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切断。

1974年10月，奥伊斯特拉赫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与著名的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合作演出。他在两周内指挥了六场勃拉姆斯交响乐音乐会，其中三场他还担任小提琴演奏。没想到此时他心脏病发作了。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去世了，享年66岁。去世得很早。他再次访问中国、为中国小提琴教育做出贡献的夙愿落空并永远破灭。

千言万语无言可说

2002年盛夏，趁着儿子毛翔宇获得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音乐艺术博士学位的巨大喜悦，我们一家人去俄罗斯进行了一次音乐之旅。我们特别去了莫斯科的Novodevichy Convent公墓，向Oistra表示敬意。他很坟墓，我们想向我们深受喜爱的主人和朋友展示一束鲜花。我们在他的坟墓前站了很长时间，盯着他有意义的雕像。他手里的小提琴头已经碎了 - 哇！一代巨人已经去世了，独特的音乐已经灭绝。回顾现在，回头看过去，一个人怎么会不会感到悲伤和叹息。

Mao Yukuan和他的儿子在Oistrakh墓前

本文的初稿始于1987年

在2024年完成

（全文结束）

关于作者：

Mao Yukuan-音乐学家和翻译人员，亨南本地，1931年出生于上海，于1945年参加了国家音乐幼儿园班级。他在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了近30年。他曾担任音乐学系外国音乐史教学和研究部门的副主任，汇编副总监以及每月“外国音乐新闻”的主编。

毛云族在中国开创了诸如“西方弦艺术历史”和“苏联音乐历史”等课程。 Mao Yukuan是俄罗斯音乐的高级学者，也是“中国百科全书”相关主题的特别贡献者。他在中国，香港，台湾和海外发表了作品，并翻译了大约100万个单词，并翻译了大约200首外国歌曲（主要是苏联歌曲）。 1982年在香港定居后，他继续在音乐学领域写作。作为创始人之一，他参加了香港民族音乐学会的建立，曾担任该协会的主任，参加了由协会共同举行的所有国际音乐学术会议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并发表了学术论文。 2004年，他被授予香港民族音乐学会荣誉会员头衔。

1963年，治疗眼科疾病的手术失败了，四十年来，他只能依靠一只眼睛弱的眼睛。

他的作品包括“俄罗斯音乐的灵魂-Tchaikovsky”，“ Mao Yukuan的音乐收藏”等。苏联翻译的歌曲包括“欢迎”，“唱“我的手风琴”，“在阳光明媚的草地上”，“我从柏林出发”。 ，“小海军游行”，“家乡”等。

致谢：感谢Mao Yukuan先生的宝贵历史照片和回忆，并感谢他提供材料的美国小提琴家教授。